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
高祥恒（李斛研究工作坊学员）
在徐悲鸿的倡导下，“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成为重庆中央大学美术教育中极为重要的理念之一。李斛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认为素描将“形”提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不仅仅是外形，还有对所画对象之“规则”“范式”的认识。同时，“形”又必须与人物的生活状况、人生态度等个性因素紧密相关。这种认知与传统人物画的“形神论”颇为相似，只是李斛采用素描的手法，并肯定了素描与造型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艺术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徐悲鸿所倡导的“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体现。
《石膏像》 李斛
中央美术学院建校初期，李斛担任彩墨画系的教师，教授素描。从李斛的作品来看，他的许多素描是为彩墨画服务的。他重要的人物彩墨作品，极少是直接对景写生而成，而是先进行素描写生，后进行再次创作。李斛对作品要求非常严格，常常反复推敲，细细构思，极重视作品的造型，有些习作甚至要画四五遍。这也是他的很多作品都有完整的素描稿的原因所在。
《自画像》 李斛
在教学时，李斛同样要求学生有灵活的造型能力，而非对着模特儿模拟，不能画如“死”物。甚至要求学生尽量少使用橡皮，观察仔细，下笔准确。 在专注于这一造型艺术的基础的同时，李斛也发展出了自己的素描语言——“线”“明暗”和“固有色”是其中较突出的三个关键点。他创作于20 世纪40 年代的两幅自画像已经显露出这方面的特征。创作于1944 年的《自画像》，头发的固有色最明显，帽子、肤色都较浅。用线干净利落，最突出的是画家将光影明暗与体面结合起来，既充分显示出面部结果，又体现出细腻柔和的光影下人物肤色的变化。而在半身《自画像》中，色调与体面的结合更为细腻。
《自画像》 李斛
李斛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期间，所画素描大都体现了上述特点，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教学范本。《石膏像》以断臂维纳斯为原型，虽然保存至今色调已有些模糊，但仍能看出素描像完整、清晰的外轮廓线，人物各个部位完整准确。
李斛认为：“……恰当的线，是指能充分表现各部分形体的和各种质地感觉的线。这种线要在深入分析形象的基础上才能获得。”他在自画像中对头发、衣服质感的传达，在石膏素描中对石膏质感刻画，无一不与这种“线”有着莫大的关联。他的线简单、干净、准确，线条与体面融为一体。在石膏素描中，用长线条来营造完整坚实的形体，再运用微妙的光影过渡，塑造形体的体积感。
1955 年的《石膏像》则注意了明暗交界线的处理方式，明暗对比统一而又有变化，光影柔和，石膏光滑、坚硬的质感在这种柔和的色调中别有韵味。画家对明暗交界线的表现是鲜明的，形体自然就显得充实、有力度。画家对石膏固有色的表现也依赖于这种光影运用。简言之，准确的结构和细腻的光影过渡是其素描作品比较突出的特征。
《冬天的画室》 李斛
《冬天的画室》中，素描表现出物象原本的质感。比如人物上衣深厚的褶皱体现较硬的衣服质地，人物面部和双手的皮肤却非常光滑。在《人体》中，画中人物均有完整的外在轮廓线和细腻的光影，色调在人物骨骼、肌肉上体现得非常突出，“光”“色调”“体面”以及它们之间的动态依赖关系正是李斛在素描写生之中常常面对的重要问题。
《人体》 李斛
《男人体》所表现的人物的体积感、画面的空间感，以及人物的细节特征非常突出。画家捕捉了人物眼睛垂下似作思考的瞬间，双臂扭动的姿势带动皮下血管的形状，以及双腿放在椅子上所造成大腿肌肉的挤压感等。除却人物头部运用较多明暗对比，其他部位光影的变化比较微妙细腻。将其与另一件同一模特儿、同一角度、同一姿势的《男人体》相比，后者在保持基本的素描关系的同时大量弱化了光影，部分留白，取消背景，是较为简化的素描。前者侧重色调而后者侧重线条，具备比较明显的“线描”特点。而线描在他看来“最大的好处还在于用线描能更概括地、更集中地、更简练地表现形象，可以达到艺术造型的最高要求”。
《自画像》 李斛
李斛中晚期的素描人物作品在表现人物精神状态时已趋炉火纯青。如创作于1974 年的《自画像》，该画保持线条的纯粹性，重视明暗关系的微妙变化，将人物面部结构同明暗紧密结合，使画面既体现了严谨、坚实的造型，又带有白描的韵味。该画充分显示了画家对色调精湛的掌握能力，在看似一张特别“素描”的素描之中，与其简单地认为重视与展示一种技法，倒不如说作者并非有意表现素描技巧，因而呈现出干脆与纯净的面貌。而这，无不代表其在中西融合方面的艺术成果。
通过对李斛素描作品及其素描观的梳理，能明确看出他试图将西方素描与中国白描进行整合的努力与尝试。他将线条、光影色调、固有色合理运用，大大丰富了画面的艺术效果，在严谨的写实素描中增添一份传统白描的美学品质。通过有意识地利用素描探讨和解决形和结构的问题、线的表现方法，增强彩墨作品的表现力。通过对画面语言的思考与处理，有效地践行了“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这一重要理念，不仅认知和把握素描的内在规律与手段方法，又将探索延伸至素描与白描、彩墨等之间的关系，使上述探索具备了更加开放的面貌。
本文节选自：《新中国美术家. 李斛》，中信出版社
